此时的苏州，辖九县，百万人，城区人口五十万，下属各县加起来也有五十万人，其中常熟县十万人，嘉定县七万人，太仓州四万人，太仓州下属的昆山县五万人。
此时，大明各县人口，宿迁县两万人，遭流贼侵扰的潜山县，仅一万人，宿松县仅六千人，建德县仅三千人。过去一个知县，只相当于一个乡长，甚至村长。
各县人口有时相差数十倍，华亭县有十万人，上海县有八万人，做华亭知县，和做建德知县，差距就大了，所以在明末小说《醒世姻缘传中》，作者安排贡生出身的晁老儿做华亭知县，是因为晃老儿有个老师，掌了吏部，他才得此美差，消息传到家乡，乡众都不相信，说历来华亭知县，只有进士做得，晃老儿做华亭知县，华亭人口比有的府都多，华亭又富，他又贪残，搞了不少钱。苏州府与松江府，是大明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，再加上常州府，此三府纳了大明三分之一的赋税。漕运总督之所以重要，就是要保证东南财赋能输到北方，而东南财赋在应天巡抚治下，所以漕运总督再重要，也重要不过应天巡抚。
江南稻米，亩产可达两三石，一石是一百三十斤，也就是亩产三四百斤，亩产量约是后世的一半，两亩地便可供养一人。七万人口的嘉定县，拥有132万亩地，人均耕种二十亩，但摊到壮劳力身上，人均耕种达五十亩，若都种稻，劳动量极为沉重，所以132万亩地中，有100万亩种棉。其它几县也大抵如此，多种棉。每亩地产棉三百斤，江南之富，可以想见。
此时的苏州，不仅不外调粮食，还要从芜湖，湖广调米进来，因为苏州大半土地种了棉桑，而苏州城还有五十万工商人口要养。
如果苏州所有的地，都用来种粮，一年产粮近三千万石，可养四百万人，剔除一百万苏州人，外调的米还可以养三百万人，可将陕西全省养下来，这样，哪还有什么流贼之患。但是，两千万石米，需两千万两银来买，而中央一年的国税也不过一千多万两。
苏州的繁荣，是建立在强大的农业生产力上的，淮安的繁华是建在交通，及盐的垄断专卖上。淮安的繁华也远不及苏州，山阳县城人口不过十余万，与五十万人口的苏州比，差之甚远。明清时代的苏州，比后世那个苏州还要重要得多，风光的多。
此时，韩永听着孙良鸣的介绍，问道：“若是江南遇旱灾，稻米能减产几成？”
孙良鸣道：“这几年，北地连年旱灾，动则绝收，而苏松多植棉株，棉株耐旱”。
韩永听罢点头，棉花耐旱。他又想到两件事，一是应天巡抚张国维，在苏州大修水利，四年后，他还出了本《吴中水利全书》。第二件事，江南的沟渠，做为交通手段，促进了江南的工商业，同时也是农业的灌溉保证。
韩永又问，苏松的棉产量，一年数千万石，大明需要这么多棉花么？
孙良鸣道：“以人均论，每年十余斤棉，也尽够了，然我幼时，冬季只需盖两床被，而十年来，天候奇寒，需盖三床被，棉鞋棉衣均需加厚，因此棉市行市大涨，加之伺弄棉花，较稻米为易，故苏松纷纷改稻为棉，除却卖棉外，纺织又是一项重利”。
韩永道：“深加工，棉花是经济作物，而稻米则不然”，又自语道：“小冰河期”。
“大哥说甚么？”
韩永道：“这十年来，为千年来最寒，五百年来最旱之十年，后世称之为小冰河期”。
孙祝二人听得骇然。韩永道：“旱则饥，寒则冷，大明亡于天灾，过去我忽视了寒，不想是寒导致了棉花增产，从而夺了粮。旱与寒，老天爷双管齐下”。
祝况道：“尚有棉花耐旱，故旱天不得不种棉”。
“好！”，韩永叫道，“你的见识不差”。
“大哥过讲了，我无非是种地的出身罢了，知道这里边的事”。
对这番言论，孙良鸣在心中默记，这议的是当代的最大的逻辑关系，旱，寒，棉，粮，之间的关系，且这番议论不过才开了个头，为什么天旱缺粮，没有促进粮食产量的增涨？因为饥民无钱购粮，政府不救济，政府拿不出钱，政府拿不出钱的原因是，国家机器软弱，及统治者的昏聩。
远处，出现了一大片民居，孙良鸣道：“到了”。
苏州城已容不下五十万人口，所以多半人口，居于城外，尤以临近运河的，苏州城西北方向的阊门繁华，自阊门沿运河，再到西南的枫桥镇，20里店铺不绝。
这时，三人还在船上谈论，韩永道：“苏松，以丝绸赚洋夷的银子，以棉布赚内地的银子，看来苏松之富，超过淮扬”。
祝况道：“西夷有几多银子？”
韩永道：“西夷，倭国，每年流入大明的银子，当在数百万两，多购生织”。
祝况是个土包子，闻言吃惊，每年数百万两，十年不就得数千万两？就连见多识广的孙良鸣闻言，也是吃惊，他只是个盐商，不可能把食盐出口到日本和欧洲去，因此一向没搞过外贸，不了解端底。
韩永叹道：“京师权贵，闽粤海贸，淮扬盐商，不乏富豪，然若论天下首富之区，当在苏松。权贵，海商，盐商，仅少数寡头，若以人数计，必是苏松富户最多”。
孙良鸣道：“先生还未入苏州城，便已了若观掌，学生佩服，正如先生所言，仅苏州城，家产在三万金以上者，便不下二百家，淮安扬州如此多金者，数十家而已”。
韩永却摇头道：“勿以万金以上计，若以家产在千金以上计，方显苏松之富”。
孙良鸣钦佩道：“先生说的是，若以千金以上计，则苏州城里富户不可胜数”。
苏州城之所以这么多富户，因为苏州八县的地主，多搬到苏州城去住。张国维每天有多少应酬，便可想而知了，一些人不是想不见就可以不见的，华亭的钱龙锡是前首辅，常熟的钱谦益，是东林领袖，差一点当上首辅的。宜兴的周延儒，也是前首辅，至于尚书侍郎，十几个。张国维便经常下乡修水利，既避开了应酬，又获得了口碑，还不得罪人。
许多地主是请假在家的官，死了父母，要回家守孝三年，比如复社领袖张采，张溥，此时都在家，他们都是有官身的，丁忧，便在家经营复社，继续从事政治活动。
在午后柔和的阳光中，沙船许许驶进了阊门旁的水门。不远处，阊门门楼上那串红灯笼，与阊门下的拱桥，点缀着阊门，也点缀着苏州。苏州城四纵三横，七条水流过，这些水进出苏州，便需要十四座水门。
“徽商若加起来，其富可敌苏州？”，韩永问道。
孙良鸣道：“徽商散居各处，不知各人身家，却是难说，只是徽州六县，歙县七万口，休宁六万余口，以这两县丁众商多，又以歙县商贾最众，其它，婺源三万口，祁门两万口，黟县与绩溪不过一万口”。
韩永笑道：“后世，凤阳府，庐州府，安庆府，徽州府，池州，宁国府，滁州，统称安徽省，取的是安庆与徽州首字，安徽以东地方为江苏省，取的是江宁与苏州首字，若徽州与苏州斗富，却是两省首善之区相斗”。
孙良鸣不由关切，又问了一遍是哪几个府被划成安徽省。他道：“徽州僻处山野，怎比得江南鱼米之乡”。
徽州多山，山，一是占了农地，农业发展不起来，二是阻碍了交通，商业发展不起来，所以山区都是穷地方。被逼无耐，徽州的山民只得出来经商，那时没有工业，如果象后来一样，有工厂吸纳这些人，也就没有徽商了，所以山民们打不了工，只得做小生意，做小生意终有出头之日，而打工，是没有出头之日的，这就是徽商的由来。为什么是徽州，而不是凤阳？因为徽州离江浙近，顺着富春江就到浙江了，富春江又有支流，不用走路就可以苏州，有交通之便。此时的徽州人，喜以新安人自称，徽州古名新安，以示风雅，就象苏州太仓县的文人，喜以娄东人自称，张溥张采都是娄东人。
韩永道，徽州还有三百年商运，孙良鸣闻言又是关切，细问徽州气运。此时，沙船在苏州城内的河渠中缓缓行进，一座座拱船，一扇扇木窗，缓缓滑过，一切，皆有后世的那个周庄之韵。
“败兴，自宋徽宗起，徽州之名已历五百年，再加上后世三百年，已历八百年，为何肢离吾乡？”
原来韩永说到了民国时，将徽州六县中的一县，划给江西，徽州人一直梗梗于怀，不愿当老俵。他们八百年的传统，一向是徽州六县，就算划给浙江，他们也是不干的。
但具体是哪个县被划给江西，韩永也记不得了。
孙良鸣猜测道：“祁门与婺源与江西相邻，但不知是其中哪个”。
韩永道：“后来徽州府又更名为黄山府，徽州之名只存于书籍”。
“后世不肖之徒”，孙良鸣叹道。
韩永道：“学生也以为，此举愚蠢，乱改地名，有何必要？增添无谓的典故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万事求简。改了一处地名倒没什么，若天下地名都改来改去，便无谓了，建康，建业，江宁，南京，应天，说的不都是一处地方？”
祝况听了半天，收获甚大，趣味十足，这时他听韩永说到应天，这可是太祖改的名，不由小声道：“大哥慎言”。
这时，岸上一个仆人冲立船头的孙良鸣叫道：“老爷，轿子备妥了，请下船”。
韩永闻言，想起了一个规矩，如果父亲还在，自已是不能被称做老爷的。他想，孙良鸣，是当家作主的人。